中联办换帅指向治港新思路!

2020-01-06    作者: betway官网新闻网编辑部    来源:Chairman Rabbit    阅读:
昨天一则消息: 据新华社1月4日通稿,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,任命骆惠宁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。免去王志民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职务。 骆惠宁的背景履历与过往任命的中联办主任有极大不同。暗示中央对港
  昨天一则消息:   “据新华社1月4日通稿,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,任命骆惠宁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。免去王志民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职务。”   骆惠宁的背景履历与过往任命的中联办主任有极大不同。暗示中央对港思路及策略都在发生转变。   一、先从公开信息看看前几任中联办主任的履历   (笔者没有任何小道消息,纯粹是从外界角度,基于公开履历信息进行分析,同时也不评价官员个人政绩及口评)   第一任主任:姜恩柱(2000年-2002年)   姜是个职业外交家。他之前一直在外交部西欧司,官至外交部副部长。回归前参与过中英会谈、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,之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。最后才到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当社长。该单位是中联办的前身。   从姜的履历背景来看,回归时点的中央认为,处理对港事务最需要的经验是外事,如何和英国人打交道。姜长期负责对西欧、对英工作,最熟悉英国,最适合这份工作。   第二任主任:高祀仁(2002年-2009年)   高是个资深的地方官员,他本是北方人,但在广东深耕三十多年,一路干上来,曾当过广州市委书记、广东省委副书记。然后突然调任香港,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副社长。后新华社分社翻牌为中联办,他变成中联办副主任,之后接姜担任主任。   回归前后,内地与香港的联系也是从广东先开始的。高是广东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干部,非常熟悉广东事务,在省港有很多地方关系。   第三任主任:彭清华(2009年-2012年)   彭清华在去香港任职之前一直在中组部,主要是在中组部研究室,干了约十年。这是一位在中央部门工作,搞党建、理论的,他不但缺乏地方经验,实际上缺乏一般的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实务经验。调任香港当中联办副主任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地方任职。担任六年多副主任后提正为主任(时年52岁),再干了四年。但2012年他离开香港还年轻,才55岁,大有可为。他到广西自治区当了党委书记。2018年以后开始四川担任省委书记。   因此,彭清华职业生涯中,从中组部干部变成地方大员的主要过程就是在中联办。   他担任中联办主任时正是中国快速崛起,承办2008年奥运会,香港与内地关系最好的时候。当时一切发展都很顺当,中联办的位置比较舒服,只要顺其自然、低调办事就可以。中央委派到中联办的干部,并不是非常有经验的地方大员,而是处在上升通道中的中青年干部。他们来到香港,虚心低调学习发达经济体的治理经验,为自己在未来成为地方大员做职业准备。   第四任主任:张晓明(2012年-2017年)   张晓明现在是港澳办主任。他的职业工作经历也比较简单清晰,1986年毕业后就在港澳办系统,从科员一路干上来,从来没有离开过港澳办。(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廖晖执掌港澳办时担任后者的秘书)。2012年他被提拔为中联办主任时年仅49岁,非常的年轻,但这时他在港澳办已经有长达26年的经验。在2012年这个时点上,张晓明有很多优势,一是集港澳系统历年经验与积累于一身(与大多数从其他体系调来任职的中联办干部不同,港澳办是专门处理对港澳事务的“职业”干部,官员履历上有很强的稳定性及连续性),二是前所未有的年轻,正处在职业进一步上升发展的黄金时期。   到张晓明担任中联办主任时,港澳办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(包括回归后的十多年),中央对对港事务显然已经比较有信心,就从这个被认为是最成熟、最了解香港的体系内提拔官员负责对港事务。   但实际上,到2012年,香港与北京/内地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:2012年9月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反国教运动,在香港回归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。从今天的角度,再回过头去看2012年,能够发现:2012年可能就是香港反中政治化开始的分水岭的一年。   但历史还在发展:在当时的环境下,无论北京/内地还是香港对未来都还没有这种认识。   第五任主任:王志民(2017年9月-2020年1月)   王志民的履历更加复杂一点,以港澳经验为主,也穿插一些地方经验(福建)。   王是福建人,职业生涯初期,在福州工作十多年。1992年,被调至新华社香港分社(中联办前身)任职,一呆八年(1992-1998),积累了不少对港经验。王在1998年再度回到福建,担任过厦门市长助理(1998-1999)、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(1999-2006)。   之后,王又重新回到中联办体系,长期担任职务,一待十年(2006-2015),官至香港中联办副主任。之后,到港澳办任职(副主任)一年,到澳门担任中联办主任一年,最后在2017年调到香港中联办任主任。   从王的履历来看,他在福建地方呆过,有一些地方经验,但没有担任过很重要的职务,更没有当过一把手。他的经历主要是港澳体系。只能说他的履历比只在港澳系统呆过的人更加复杂一些。   在港澳体系内,他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。与港澳办官员不同,王在回归之前就在香港实地呆过很多年。在回福建工作了一些年后,他又在香港实地工作多年,并且也到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中联办担任重要职务。他的港澳经验是全面的,对现有港澳体系是最了解的,与香港亲中派有长期的联系。港澳系统里有这样履历的人凤毛麟角。   与49岁就担任中联办主任的张晓明不同,王志民2017年任中联办主任时已经60岁。显然,中央彼时已经知道处理对港事务的迫切性、重要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,于是再在港澳系统之内选拔出了一位最有经验的干部履新。   与任职时仅52岁的彭清华与49岁的张晓明不同,在担任中联办主任这个职务时,王志民已经是老同志。他的仕途已接近人生终点,他上岗的原因是经验。   由上可以看出,从中央对中联办主任的选择,是可以看出中央对港思路的。   二、从履历看中联办新主任骆惠宁   骆惠宁的简历在此:   百度百科:骆惠宁   他生于1954年,比王志民年长3岁,比张晓明年长9岁。   骆是从安徽基层一路干上来的,曾当过知青,马鞍山港钢铁公司工人。在安徽干了三十年,官至省委常委后,调任青海担任省委副书记,一干十四年。其中担任一把手(省委书记)四年。2016年,赴山西担任一把手(省委书记),又干了四年。   到2019年12月,骆已年过65岁,到了正部级官员退休年龄,调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是退居二线。2020年1月任命为香港中联办主任,就是把“沙场老将”重新推出山。   以下复述一些要点   1、 骆是一个真正的省级一把手大员,这在从中联办主任历史上是没有的;   2、 骆不是来自港澳办体系的;   3、 骆未曾在广东及沿海担任职务,而是在内陆(安徽、山西、青海),与香港的联系非常少。非但香港的民主派不识此人,对建制派而言,他也是个陌生人物;   4、 他已过正部级官员退休年纪(65岁),是对老将的重新任用。中联办任职应该是骆正式退休前最后一份重要职务。   笔者以为,中央选拔骆作为中联办主任是有很深的用意的。   其一,骆本已到退休年纪,他履新是老将重新出山,在此年纪上,并不会希冀获得进一步提职。他现在是为利用自己毕生的经验积累,为国家再做一分贡献。与谋求仕途的年轻官员不同,他没有什么太多需要顾忌的,把国家交给的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。   其二,骆并非来自港澳办系统,他是一个真正的、纯粹的“局外人”,完全不会受到几十年发展出来的港澳办系统的传统、体制、框架、思维模式、人事关系等的约束和限定。任命骆是打破近年来形成的由港澳办系统人员垄断对港高级干部的“传统”。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局外人,他也可以去了解并客观评估现有处理对港事务的模式是否存在问题。港澳办系统深耕香港多年,但也有可能为自己的定势思维所束缚,不能突破局限。   其三,他的各方面背景也使得他和香港现有建制利益团体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是一个局外人,可以重新审视各种亲中势力,不受历史条件约束。   其四,骆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大员。中国政治体制下,地方大员才是国家的治理者。他们经验非常丰富,精通政治,熟悉体制的横纵运作,了解各种复杂的社会民生议题,有丰富的实务政策经验,极为擅于处理各种不同的利益与矛盾,如果说中央部委/外交体系的官员都属于技术官僚(technocrat)的话,那么这种地方大员就更像“政治家”(politician/statesman),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通常都是这么培养出来的,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体制的延续,这在西方以法律从业人员为主体的选举政治体制里是极难见到的。   派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地方大员来,就是看到技术官僚政治经验不足,能力不够全面,希望地方大员能够从新的视角帮助全面梳理香港事务,摸索对港治理模式。有人担心骆之前与香港联系太少,人头不熟,也不了解香港,笔者以为这是太小看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智慧、素质、能力。像这样在地方摸爬滚打干上来的干部都是人尖子。他们不用花太长时间就能摸出香港问题的脉络。   其五,北京对港事务很多年一直实践的其实是所谓“井水不犯河水”,总是避免直接干预香港事务,怕动辄被指控违反“一国两制”及“港人治港”。这几年,重新强调对香港的“全面管治权”。但外交系统/港澳办系统的官员知识结构偏外事,缺乏相关的治理经验及训练,很难从政府治理及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思考香港问题。   因此,派这样一个地方大员来,可能是朝着落实对港“管治权”的一个渐进转变。   其六,骆的年龄摆在这里,他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型官员。但他履职的几年又是极为关键的,将为摸索并建立某种新的治港模式提供重要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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